邢士廉，字隅三，一八八五年出生于沉阳城东北木匠屯(今沉阳市东陵区前进乡木匠村)。邢少时启蒙入学，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骑兵科学习。毕业后归国入军界，被张作霖启用，参予机密，颇受器重。

　　邢士廉在家族同辈中大排行第六，人称邢六子。少时身弱而不谙农事，素为乃父申斥与同辈中兄弟姐妹之白眼。但他少有远志，不甘家道中衰之状，以大事业为标，觉得惟当官为宦才可重振家业，光宗耀祖。

　　乃父在亲朋劝谏下，准邢六子入私启蒙，并典当一半土地为其资。邢六子不负父愿，学业堪称前列。及长，欲至城中学堂攻读，遭家中二兄反对。邢六子乃央其父玉成。其父虽为“土财主”，但对士廉为发家而读书之志，殊为赞许，遂许其愿。

　　邢士廉于学堂中，殷勤发奋。对于校中一些公子哥的白眼与恶作剧，虽心中甚为恼火不平，却不发作而愈加刻苦，学业日进。

　　光绪三十四年，邢以优异学绩毕业于振武学堂。同年十二月考取了官费留日生，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骑兵科学习。

　　邢士廉于日本所攻骑兵专业，亦不甘人后。宣统三年五月(1911年5月)，以优等生毕业。归国后亦颇受当局欢迎。邢士廉先在黑龙江省军官养成所任教练官;不久，即转到黑龙江省孙烈臣督军署就任中校参谋科长，后又由科长升为军警督察处督察长，中东铁路警备司令部咨议。从此走上了仕宦之途。以后，邢士廉又开始了带兵生涯，先做见习营长，旋即升任团长，后因劳绩，提至东北陆军混成十九旅参谋长，同时兼任该旅第二团团长，哈长司令部参谋长，长春绥芬河铁路警备司令等职。

　　民国期间(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张作霖出兵助直，直系获胜，曹锟自然少不了张作霖的好处，但却不容奉系插足京津。

　　此际，皖系又联奉共对直系，奉皖又均欲联粤孙中山。孙中山为国民革命计，乃派宁武为全权代表，经多次磋商，达成奉、皖、粤三方联合讨直协议，史称“三角联盟”。“三角联盟”中，孙中山之子孙科，卢永祥之子卢小嘉，张作霖之子张学良，齐集沉阳开会。三方商定:奉系以现有武力以威慑力量，以现洋十五万(一说五十万)及三万枪械支援孙中山。

　　张作霖认为款项与枪械数目过大，由东北运往南方，经由直系所控区域，路遥险多，非得力精明人护送方可。

　　经多方斟选，乃确定由邢士廉携款、械南下，办理交接事宜。那至广州，备受礼遏。参观了总统府及一些部队，圆满完成任务。

　　事毕，张作霖深赞之，即任命邢士廉为东三省陆军主力第二十四旅少将旅长，驻防北镇，与直系所控热河、朝阳相对峙，足见张作霖对邢士廉之器重。

　　邢士廉所部二十四旅系属一师所辖，归李景林统领。李属老派，很看不起后起之秀的邢士廉之新派，而邢以新派中“儒将”自许，对老派也颇不心服，新老矛盾甚大。

　　新派军人是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失败后，张作霖退居关外，整军经武，才被重视起来的。张启用新派军人，命邢士廉参予陆军整理处工作。

　　俟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新派军人亦出了大力，郭松龄战功卓然，而邢士廉也不甘人后。邢部一路领先，攻江苏略安徽进浙江占上海，风头出尽，邢士廉本人也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受命任上海戒严司令。

　　上海乃中国工商大埠，邢士廉坐镇上海，发号施令，江浙财团头面人物，上海工商界大亨即接踵而至，拜见邢司令以求保护支持。一时间，邢宅门庭若市。邢也趁此良机为奉系军阀捞了不少军需饷银。张作霖在沉阳听此局面，高兴得拍手叫好。

　　邢士廉毕竟是军阀之类、他为了镇压群众的爱国革命运动，上任第二天(即六月十八日)，就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拘捕了刘少奇同志和大批工会干部，通辑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同志，并限令工会各部即日一律自行取消。自觉地充当了帝国主义、军阀及买办资本的走狗及刽子手。

　　然而，上海人民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人“五四”运动的余波和工人顾正红惨死的民族仇恨尚记忆犹新，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浪潮依然猛烈地冲激着黄浦江两岸。与此同时，南方五省联军头子孙传芳也正想染指上海，而奉系军队在上海又毫无基础。在英美等支持下，孙传芳反戈攻奉。这时，邢士廉已接到新任江苏督军杨宇霆电报，命令邢部迅速撤离上海，取消戒严司令部。邢部撤退上海时，联军半途不断截杀，部队自行溃散，死者无数邢士廉本人亦万分危急，幸亏卫队团团长吴瑞奇(吴外号叫吴小个子，也是邢的本乡木匠屯人)，抢夺下一辆火车机头，以枪逼迫司机、司炉，冒弹雨冲过火网阻击，才仅以身免生还。

　　二次直奉战后，奉军实力受损，让出北方，但仍把持北京政府。邢又转至杨宇霆部下，任东北陆军主力师二十师师长，兼第二方面军副军团长。

　　一九二七年，邢以张作霖代表的身份出使山西，更增身价，后兼任北京卫成司令。不久，邢士廉遭杨宇霆嫉妒而被告黑状，造成张作霖对邢的不信任，而受到申诉，罢官丢职。后，奉晋摩擦，短兵相接。张作霖为了解决奉晋难题,又重新启用邢士廉,派他去太原与阎交涉，终于缓解紧张，罢兵息战。张作霖心中甚悦，将邢重用为大帅府的侍卫武官长，成了张作霖的亲信。这中间升降启用，得力于邢士廉的外交手段甚多。

　　“皇姑屯”事件后，奉系军阀内部呈现混乱，日本人虎视东北以求一逞。张学良继任后，为大局计，特派邢士廉为特使，往返京沉之间，办理国民军与奉军之间的妥协与易事宜。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邢士廉率四人抵京，受命赴香山碧云寺行营会见蒋介石，表示愿意易帜，并提出两项条件:一、由东三省派青年百人赴南京，学习国民党党务，以备办理东三省党务工作。二、所有东三省任职之文武官员的生命财产，均应予以保护。蒋表示可以完全接受

　　二十六日，张学良发电给邢士廉，命他代为向蒋表示“东三省一切不成问题也。”八月十二日，邢为代表，与南京政府驻沉阳代表方本仁同赴南京，再行磋商大计。双方终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达成统一大计，张学良通电，东北正式易帜。

　　东北易帜活动历时有年，且为秘密谈判。此项大计，外有日本人干涉中国内政，阻张易帜;内有亲日派从中阻挠，众说纷纭其衷一是。刑士廉值此充任奉方特使与中央谈判，责任重大。故此，邢无论居外在沉，均谨慎小心，兢兢业业，多次向少帅汇报，聆听指示，且有妙言迭进。在谈判中，既要体现少帅之诚，又要不失奉系自尊，他为首席代表，做到双方满意，确实不易。

　　易帜后，邢士廉被任命为辽宁省政府委员，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东北讲武堂教育长，边防司令长官公署顾问等职。但，邢以功臣自居，要职要权而未获，这些形同虚设的职务满足不了他日益膨涨的私欲，因之，易帜后却导致了他对少帅张学良的不满和怨恨。

　　“九·一八”事变终于爆发了。事变前，东北军主力大部均驻关内，原留在东北地区的一些主要统兵将领亦随少帅张学良去了北平，独邢士廉没去，这是他对少帅不满的表示。大帅过世少帅执政，整军经武，励精图治，改革了奉军体制，实行了旅本位制，取消了原军、师建制。这样，一些原军、师级将领又不能降格任旅级职务，只好将他们敬为高级顾问。邢士廉对此极为不满。他是老帅时的方面军副军团长，又正值中年的军师的实力派，如今职多而高虚;另，易帜之功，他亦认为未获殊勋，尽管少帅亦做了最大的努力。终于，邢士廉选择了一条黑暗、可耻、自绝于民族的之路，投靠敌伪，沦为汉奸。先后任许多伪职:东北铁路委员会委员，吉长、吉敦铁路守备队司令官，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街。后又任吉长地区警备司令官兼步兵第四旅旅长，第五军管区司令官，授二等勋位章。这期问，邢对日本帝国主义竭力效忠。

　　由于邢士廉出卖“灵魂”有功，颇受主子青睐，提升为伪满州国军政部中央训练处处长，旋即就任伪满州国军政部大臣(或称治安部大臣)。邢士廉在任职期间，签署了许多围剿抗日联军的命令。他的后半生是罪恶的，灾祸于民族、国家。

　　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后，邢士廉在长春参于了所谓处理满州善后工作的“重臣会议”，幻想在最后关头换一副嘴脸，搞什么“地方维持会”，以实力派地位，与人民讨价还价。这亦是他异想天开的垂死挣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苏军逮捕了邢士廉，以战犯罪押往苏联。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引渡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收监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监狱。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七日，邢士廉因病死去。

(责任编辑：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