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中午，武汉市新洲区水务局47岁的副局长金国庆，在一家酒店陪客吃饭时，因饮酒过量导致心脏病突发死亡。——又一位官员“光荣”的死在了酒桌上，起码他的家人是伤心的，可能他自己在那个世界也是后悔的。可是伤心归伤心，人毕竟去了，剩下要做的就是怎么防止党培养出的好干部再次在这个“坚固的碉堡”前“前仆后继”。这个“坚固的碉堡”就是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公款吃喝，这个“屹立”的名词，是不是早就应该抹去了？

　　金国庆局长也确系在工作场合中死去的。在金国庆的家人看来，金国庆确实没有在忙私事，无论他是在单位陪领导吃饭、还是陪下属吃饭也都是出于职务之需要。更何况，武汉市新洲区纪检部门正因为此事开始调查“公款”消费的问题了。

　　要破除工作干得好不如应酬得好和工作就是应酬的想法，努力把时间挤出来，抓学习、抓工作，多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办实事，多解难事，多做好事。这样的领导才是上级信任、同级尊重、群众拥护的好领导。否则，如果继续在“应酬”的泥沼里“挣扎”，类似的悲剧就可能会有下一次。

　　更严重的是，禁令不能有效监督落实到位，其损害的不仅仅是禁令的严肃性，而且极易麻木官员对制度、对法纪的敬畏意识。官员一旦对禁令陷入了无意识状态，就会我行我素、随心所欲，接踵而至的就是权力的滥用，行为嚣张霸道，这是最可怕的恶果。因此，对频频出现的官员饮酒致死事件，并不让人感到可悲。而禁令一次次地被漠视和践踏，一次次地被无情洞穿，这才是最可悲的事，也是倡导法治建设的最大障碍。

　　企业老板请我来，称兄道弟拍马屁，桌上酒杯连番碰，桌下悄悄红包递——其实，有时候不是为喝酒，是给行贿受贿创造条件，大家碰杯越多越熟悉，收个红包也没有心理压力，这顿酒喝得皆大欢喜，不喝醉只怕对不起红包。好酒喝来又喝去，官场早已成习气，醉死酒场君莫笑，自有后人紧跟上，前赴后继酒桌欢，再倒一批又何妨，你老即使看不惯，又能拿他怎么办？

　　人命关天，凡涉醉死门的无一是局外人，更不应成隐身人。必须向公众一一“验明正身”，这是公众在醉死门中享有的知情权监督权。作为正常工作日中午，什么工作需要酒来摆平？又是那些人在胡吃海喝？平时这些人又是如何工作的？更何况，新洲区纪检部门早在2005年就发布了“禁酒令”，究竟那些人在我行我素明知故犯？醉死门配角必须指名道姓一个不能少“亮相”，否则，凡事当事人都玩“潜伏”，真相还有大白的一天吗？

　　由于一些地方财政预算随意性较大，对公务接待中的大吃大喝的整治多停留在曝光、谴责的层面，监督与处罚措施乏力。如果没有喝出人命，没有闹出大动静，又有多少地方与禁酒令较真呢？因此，要堵住公款大吃大喝黑洞，不能仅指望一个禁酒令，更要抓住根本。

　　金国庆局长醉死了，他死的冤不冤？要是他的死能为公款吃喝堡垒递上一枚新“为中国前进”炸药包，那我说他死的值，一点也不冤。如果金局长的死仅仅换来舆论的片刻狂欢，和旁观的种种叫骂声，那金局长基本算是白死了。明天没准还有什么“银局长、铜局长”步他的后尘，金局长在那个世界也不会孤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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