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志作为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传统，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传承。地方志享有“地方百科全书”的美誉。山西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素有“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称。

　　太原市图书馆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地方志等特色文献的收藏，拥有品类齐全、数量丰富的馆藏资源。其中，全国县级以上地方志馆藏，其品种与数量位居全国公共图书馆前列。

　　太原市图书馆特别推出“‘志’说山西”栏目，通过“读志”、“用志”、“传志”的方式，让山西地方志“活起来”，使广大读者在阅读三晋方志的同时，畅游美丽山西。

　　绛县位于山西省南部，运城地区东北隅，中条山西北麓，东经110°24至110°48’、北纬 35°20~35°38。东部和东北部与临汾地区翼城县毗邻，西部和西南部与闻喜县接壤，南跨中条山与垣曲县相连，北枕绛山可俯瞰曲沃、侯马两地。整个地形东南高，西北低，是运城、临汾二盆地的分水岭。中条山横亘东南，绛山俯卧西北，自然形成两大水系六条河流。里册峪、磨里峪、续鲁峪三河源于中条山，从县城以东向西北注入浍河，为浍河水系;陈村峪、紫家峪的涑水和冷口峪的洮水也源于中条山，从县城以南向西注入涑水河，为涑水河水系。

　　南北对峙的中条、绛山，东西贯穿的浍河、涑水，造就了绛县得天独厚的特殊地形，使得这里的气候既有纬度地带性，又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日照充足，年均2280个小时左右;气候温和，年均气温 5~15℃;降水量适中，年均500~580毫米;无霜期较长，年均达200天左右，且四季分明:春季日温差大，风尘盛行;夏季炎热而多雨;秋季降温迅速，气候凉爽;冬季寒冷而干燥。

　　本志综合古今史料统一编写，详今略古，古为今用，力求反映绛县特点。上限一般追溯建置之始或事物发端，下限至1990年底，部分内容延伸至1995 年底。

　　《绛县志》共三十一编，主要介绍了建置区划、自然环境、人口姓氏、宗教、农业、林业、畜牧、水利、工业、交通运输、邮电、城乡建设、商业、粮油、财政税务、金融保险、经济行政管理、党派群团、人大政府政协、人事劳动、公安司法、军事、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科学技术、民情风俗、方言俗语、艺文、人物。

　　绛县位于山西省南部，运城地区东北端。县境东部和南部由中条山环抱，高峻而挺拔;西部和北部由平川和盆地构成，低凹而平坦。东部与翼城县毗连，西部和闻喜县接壤，南跨中条山与垣曲县相邻，北部自东而西由翼城、曲沃两县和侯马市环绕。地理坐标为:东经110°24~110°48，北纬35°20~35°38’。东西长49.1公里，南北宽35.4公里，总面积993.49平方公里。

　　县治在绛山南城关镇。以公路里程计，西距闻喜县城39公里，东离翼城县城53公里，北距曲沃县城37公里、距侯马市 48 公里，南距垣曲县51公里，距行署运城市83 公里，距省会太原市395 公里，距首都北京841 公里。

　　春秋属晋。周惠王八年(前669)， 晋献公派大夫士蒍建都城聚(聚，县城南5公里南城村，名车厢城)，将群公子全部杀光，始将此地命为绛，从此即定晋都于绛(《史记》称“始城都绛”)。夏，献公为使宫殿更广大，命大司空士蒍修筑绛城。

　　周简王元年(前585)，晋景公迁晋都于新田(今侯马市一带),命新田为绛，故称原晋都绛为故绛。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置南绛县(今浍河以南)、北绛县(今浍河以北)，南绛县治所车厢城。仍属正平郡。

　　宋乾德元年(963)，绛县为中等县，属河东路绛州。金天会五年(1127)，绛县属河东南路绛州。

　　元中统三年(1262)，绛县为下(小)县，隶属同上。明洪武二年(1369)，绛县属平阳府绛州。

　　中华民国(以下简称民国)3年(1914)，绛县属河东道。民国26年(1937)，属山西省第七行政公署。

　　民国32年(1943)春，属晋冀鲁豫边区太岳区第四行政公署。民国34年(1945)12月，属晋冀鲁豫边区太岳区第二行政公署。民国37年(1948)，属晋冀鲁豫边区太岳区第四行政专署。1949年3月22日，属翼城临时专署。

　　民国时期，生产萎缩，民生拮据，人口发展缓慢。民国元年(1912)，全县人口为46829人，35年(1946)，65000人。35年间增加人口18171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卫生条件日益改善。县内人口发展呈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状态。又由于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迁入人口等，致使全县人口大量增加。1949~1990年的41年间，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先后进行了四次人口普查。第一次人口普查为1953年7月1日零时，全县总人口100592人，第二次人口普查为1964年7月1日零时，增至116147人，11年中增加15555人，平均年增1414人。1982年7月1日零时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县总人口217433人，18年中增加101286人，平均年增5627人。其中1972年实行计划生育后，人口发展呈低出生 低死亡、低增长状况，至1982年增加29043人，11年中平均增加2640人。1990年7月1日零时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县总人口247971人，比1982年增加330538人，平均每年增加3817人，平均年递增 1.66%。

　　本县人口年龄构成，按世界人口年龄类型标准衡量，是由增加型逐渐趋向稳定型;人口再生产，则介于增加型与稳定型之间。

　　1、基本上稳定在成年型。14岁以下儿童占总人口的30%~40%之间,15岁至60岁人口占 40%~50%，60岁以上人口占10%左右。劳动适龄人口多，抚养系数少，有利发展生产力。

　　3.1962年到1975年高出生的妇女正值育龄期和按法定婚龄人数高峰期，今后十年仍将出现高峰期。

　　4.社会人口平均年龄不断增大，平均寿命越来越高。1964年人口普查，平均年龄为26.3岁，人口平均期望寿命 66.7岁;1982年普查，平均年龄为28.1岁，人口平均期望寿命68.8岁;到1990年普查，平均年龄提高到28.4岁，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增到71.96岁。高龄者不断增加。1964年人口普查，80岁以上高龄者252人(男113人，女139人)。百岁老年人1人(女);1982年人口普查，80岁以上高龄者498人(男220人，女278人);1990年人口普查，80岁以上高龄者967人(男395人，女572人)，百岁老年人4人(男1人，女3人)，今后十年间，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将日益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

　　5.死亡人口年龄比例:据第三次与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记载:0岁死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6%左右，1~45岁死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15%左右。以下依次是，46~61岁死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20%;62~69岁死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21%;70岁死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1%;71岁死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5%;72岁死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73岁死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4%;74岁以上死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25%左右。

　　民国36年(1947)前，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境内占农村人口13.95%的地主、富农拥有全部耕地33%，占农村人口26.02%的贫农、雇农仅占全部耕地的 8.4%。槐泉地主王凯、靳寡妇两户有耕地2000 余亩，占全村土地的三分之二，自己雇工经营400亩，其余租给贫雇农，靠地租剥削敛财，并在县城设有当铺、盐铺。

　　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贫苦农民受剥削和压迫深重。地主剥削、欺压农民的手段和种类繁多，主要形式有:

　　地租有租种和份种两种形式。租种，由佃户自行耕种，按预约租额交谷,边远田地也实行折交租金，租额一般按所租田地总产量的30~40%收取。份种，地主按田亩支给佃户种子和牲口,按预约分成。

　　雇工有长工、短工之分，用工时间由双方预约，一般只供吃住，不付工钱。少数供吃、住并付工钱，但工价低廉，一般不超过雇工劳动收入的10%左右。

　　加租抵押佃户由于某种原因得罪佃主，佃主即找借口提高租额、利率或向佃户、债户索取田地房产或其它财物抵押，甚至以人抵押。

　　民国35年(1946)6月，绛县第一次解放。县民主政府在广大农村开展反奸清算运动。贫苦农民惩处了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没收其土地和财产，对一般地主令其减租减息。7月，没收地主土地、征收富农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到8月底，全县56个自然村的贫苦农民分得斗争果实。9月，胡宗南部进犯绛县，旧县政府复辟，地主、富农向翻身农民进行反攻倒算。

　　民国36年(1947)4月4日，绛县二次解放。5月，县民主政府抽调110余名干部组成土改工作队，分赴各区、行政村，健全农会组织，划分阶级成分，从打击地主恶霸反攻倒算入手，开始二期土地改革运动。全县先后共分4批93个基点村开展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改中，全县14945户，67257人中，划为地主成分的312户，1403人;富农1809户，8142人;上中农910户，4095人;中农5220户，23491人;下中农2907户，13084人;贫农3754户，16893人;雇农33户，149人。

　　民国37年(1948)1月至次年2月，中国共产党绛县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土地改革指示精神，对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进行纠正，全县对误斗的32户中农纠偏退补。嗣后，按照《土地法大纲》规定，作“抽补调节”工作。对无生活、生产资料的83户地主和71户富农调配土地3532亩，牲畜36头。38年(1949)9月，土改工作基本结束，颁发了土地证及房窑证。全县6669户贫农、下中农(29977)个人，共分得土地15275.82亩，牲畜1599头，房窑13041间(孔)，及部分生产用具与生活用品。

　　早在远古时代，先民已在境内繁衍生息，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口头创作了大量的歌谣、谚语和神话、故事、传说等。许多神话、故事和传说至今仍流传于民间。

　　据史志资料载，晋代至明、清，本县官绅文人着书立说，代有人出。晋代，在境内东山底一带读书、活动的郭璞，着《江赋》、《游仙诗》，并为《尔雅》、《山海经》、《水经》作注。宋代，县人张观学博识广，才思敏捷，能文善诗,“中服勤辞学科第一”。元代王仲嘉的《唐风遗韵》，明代王长着《从军漫笔》、《槐荫堂文稿》、张让着《习诗札记》、谭登仕的《警世篇》、《书艺》，张梦鲤的《万类丛要》，清代陈梦月的《入粤纪事》，撖梦元的《致政十年》等着述，历史上均有一定影响。

　　50年代末，一个群众性的诗歌创作活动蓬勃兴起，男女老少齐上阵，打破了创作只是文人的“专利”，出现了到处打擂台，人人随口吟诗的生动局面。

　　60年代，文学创作基本呈自发状态。文学爱好者零敲碎打，作品偶尔也见诸于报刊。大郡村的原立培、王家窑村的袁迎春和中牛村的吴奇，各有短篇小说在山西省文学刊物《火花》上发表。值得一提的是，调往省城报社工作的陈村的陈其安，屡有诗歌、报告文学、杂文和文艺评论在报刊登载，并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报告文学集《斗天图》，对县里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70年代初，县里的文学创作活动逐渐活跃。文化馆办了油印文学刊物《革命文化》，发表作品，扶植新人，推动创作，较有影响的文学新人是东吴村的张志善和北柳村的王伟栋。王伟栋(笔名路扬)曾有诗作刊登于《山西日报》。张志善的诗歌则在《华北民兵》、《山西日报》、《山西群众文艺》、《山西青年》，以及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作品专集上均有发表。

　　70 年代中、后期，县文化馆改油印文学刊物《革命文化》为不定期的铅印文学刊物《绛苑》、《绛县文艺》和《文化生活》，大大鼓舞了文学爱好者的兴趣，创作热潮十分高涨。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王明璞在《汾水》、《山西群众文艺》、《山西日报》发表的诗歌，受到好评。

　　80年代，随着文艺创作协会成立，文化领导者的重视，文学创作日趋昌盛。无论队伍的壮大，体裁的广泛，还是内容的丰富，技巧的高超，都是过去任何一个时期不可比拟的。北柳村中年妇女宋玉秀的短篇小说《三女拜寿》，一举在《汾水》杂志打响。王伟栋的短篇小说《风卷梨花园》、《桩考，在春天进行》,《柳庄总拿》相继见诸于《山西日报》、《晋阳文艺》和《红岩》等刊物，并有报告文学和散文在《山西青年》发表。张志善的文学创作颇丰，除发表诗歌30余首外，又在《火花》、《晋阳文艺》、《山西日报》、《文汇报》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等报刊发表小说22篇，报告文学62篇，文艺评论、散文十余篇，其中有20余篇获得中央、省、地文化部门和报刊优秀作品一至三等奖，其事迹载入《中国自学人才荟萃》、《中国现代艺术人才大集》和《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第三卷》中。王明璞写诗的热情不减，又问津了《云岗文艺》、《太原文艺》、《黄河之声》，先后发表诗歌近百首。刘玉栋创作的报告文学相继发表于《山西农民报》和《山西老年》等报刊。单鑫泉的杂文、杨新忠的诗歌、夏明亮的人物传记、吴志良的小小说也在各报刊初露锋芒，王景浚的格律诗亦在省刊《难老泉声》发表多首。

　　另外，本县籍调往外地工作的陈其安、王安溟、侯光天、杨长青、安大钧、李生泉、王艾宇、侯敬山、杨崇仁等，在文学创作上均有较高的建树。尤以陈其安为甚，他从省报社调任省文联任领导工作，又相继出版了诗集《血花》、《记者心歌》，发表了电视剧本《记者之歌》和大量的报告文学、杂文、文艺评论等，为县人所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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