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达）1943年8月31日，一部名为《牡丹江风土志》的书籍由伪满洲国（奉天）启文印书馆出版发行，该书的作者是颜公权。它被当作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及日本皇纪2600年的“贺礼”，在伪满全境隆重推出。当时的伪牡丹江省政府对其大加吹捧，称其“上本天意，下顺民心”，是“详尽考据日满文化之交流及其不可分之史材”，并声称该书“有功于国计民生”。然而，这部作品背后的历史背景和作者的真实意图，却远非如此简单。

　　在中国历史上，风土志的编纂源远流长。早在东汉时期，卢植便撰写了《冀州风土记》。明清以来，风土志更是成为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定义为专门记述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故、山川形势、方物特产等的着作，是地方志的一个重要分支。

　　到了清代，被流放到宁古塔地区的流人们围绕着这片“苦寒之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创作了《柳边纪略》《宁古塔纪略》等一批乡土文献。这些作品以细腻的笔触，生动地描绘和记录了宁古塔的地方文化，展现了当地的独特风貌和生活方式，成为后人了解宁古塔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

　　颜公权所着的《牡丹江风土志》全书10余万字，是牡丹江有史以来自1937年伪满牡丹江省成立后，由该省出版的第一部地方志，堪称牡丹江市志书类的开山之作。

　　可是，这部书作者卑躬屈膝地投靠日本侵略者后，思想也变得极其反动，整部书充斥着日满不可分的错误观点，带有浓厚的日满亲善及阿谀奉承日伪当局的政治色彩，是一本极大背叛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制造民族分裂、传播有毒思想，专门为日本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服务的反面教材。

　　《牡丹江风土志》并未按传统的风土志写法，对牡丹江沿岸的历史、文化、宗教、风俗、语言及文学进行详实的记载，也缺乏对当地人民生活状况、行为规范和心理活动的记叙。相反，书中以考据牡丹江人种与日本人相像、唐代渤海国与东洋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为中心，宣扬“日满不可分”的错误论断，极力吹捧日本占领东北的继承性和合法性，生硬地给伪满洲国认了一个异囯祖宗。

　　这本书中，还肯定了在牡丹江设立防范苏联的“军事省”的合法依据，鼓吹用“建国精神、及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等愚弄奴化民众，试图营造出“日满一心不可分之”的假象，运用“民族协和之精神，以明东方道德，忠孝之大义……养成忠良之国民”，进而建成所谓的“东方王道乐土”。这种荒谬的论调，不仅违背了历史事实，更是对当地人民的极大侮辱和欺骗。

　　他的早年执着教育事业。1918年，毕业于宁安县二部师范。在民国时期，历任宁安县劝学所学务委员会副会长、会长，教育局长等职，并在宁安创办了渤海小学、贫民学校及图书馆，为当地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东北沦陷后，颜公权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悲剧性的转折。1934年，他任谢家小学校长。1937年12月1日，伪满洲国在牡丹江建市后，他调入位于牡丹江市西新安街的伪牡丹江市公署工作。鉴于他卖国求荣在《牡丹江风土志》中，对日本侵略者铁蹄统治下的牡丹江地区极力认同和高度美化，分化民族情感，丑化民族自信心，1945年牡丹江市解放后，颜公权以文化汉奸罪被捕入狱，后病死于狱中，终年50岁。

　　尽管《牡丹江风土志》的作者颜公权有着复杂而曲折的经历，但这部作品作为牡丹江市地方志的开山之作，仍较详细地记述了牡丹江省（市）的发展状况，尤其是牡丹江名字的由来与牡丹江下游镜泊湖江段河流“蜿蜒迂回形如牡丹花”而得名的论点，新颖而独特，实乃一创举。书中对打造城市都邑计划的过程及规模定义都给予了详细的解读，还提及了牡丹江市航空业、交通业的发展状况。书中还记述了康德七年，“宁安县城里国民优级学校学生当选为全国第一健康儿童，第二名为本市公立育英国民优级学校学生”的喜讯，及满赤、满铁医院建立的时间等，更为难得的是书中还详细地记载了伪满皇帝溥仪“巡守牡丹江”的全过程及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开创牡丹江地方志先河的《牡丹江风土志》，为后人了解和研究伪满时期牡丹江地区的历史发展概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尽管其存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但史料价值不容忽视。

　　《牡丹江风土志》不仅是一部地方志，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的黑暗与扭曲。颜公权的悲剧提醒我们，在历史的洪流中，个人的选择和行为往往会对自己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坚守民族气节和历史真相的重要性。

　　另，《牡丹江风土志》一书，10年前牡丹江市诗词楹联家协会主席周哲辉先生，曾将此珍贵的书籍借笔者一览。时，这本书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售价为300元，愚认为物非所值没有购买，仅用低廉的价格买了本电子书，但在十年后的今天，该书经过人为的炒作已经高达2000元，现在吾为当时未下决心购入此书而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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