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额问题，2004年，香港的研究者披露其稿费余额为1.3亿元人民币，其中1967年10月前余额为570万元，文革中又增加了7000多万元，至2001年又增加了5500多万元。这个说法的来源，研究者称来自2004年第9期《党史博采》和《党史文苑》，而这两本刊物主办方分别是河北和江西省委的党史研究室，它们的信源则来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直机关工委。

　　这条消息引起很大争议，一部分人认为按照毛主席着作的天量发行量，1.3亿元的稿费并不夸张；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毛主席一心为公、艰苦节俭，不可能为自己积攒下这么多财产，不但认为不可信，还认定发布1.3亿元消息的人是故意抹黑主席形象。

　　2008年7月25日，中国红色旅游网刊登了对毛主席生前管家吴连登的采访录。据吴连登老人回忆，至毛主席1976年9月9日逝世，其全部稿费余额共计124万元，到1983年底为157万元，多出的33万元为存款利息。

　　除了这两种说法，并没有任何直接来自官方的说辞，最权威的毛主席稿费管理机构及其主管部门都没有任何声明。

　　关于毛主席稿费的归属问题，毛主席生前曾多次对汪东兴说，他的稿费属于人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日常生活中，当工资不够花时才动用稿费。此外，还用于救济、补贴、馈赠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党史文苑》称，解放后毛主席曾拿出二十二万元给七位党外知名人士，其中对章士钊、王季范二人的赠款得到吴连登的证实。1920年4月，章士钊曾募集了2万元给青年毛泽东，以资助新民学会成员赴法勤工俭学；王季范则是毛主席的表兄，也是毛主席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老师，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主席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吴连登证实毛主席每年拿出2000元稿费送给章士钊和王季范，以报答两位先生对他的慷慨资助。

　　经吴连登证实的稿费用途，还有毛主席1972年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每人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

　　另外，吴连登还证实了汪东兴对他讲的一件事。汪东兴说:“我只记得毛主席跟我讲过的，他老人家说:‘江青以为我要死了，要办后事了，向我要15万元，我给了她3万。’”这笔钱也出自主席的稿费。

　　吴连登曾在主席身边工作12年，对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很显然，他认为毛主席遗留下1.3亿巨额稿费的说法严重损害了老人家的形象，是对老人家的公然抹黑。他说:“有人说，在文革中全国都没有稿费了，就毛主席一人还有稿费，好像他在搞特权，以权谋私，拿了亿元稿费，这完全是弥天大谎、胡说八道。毛主席一生最痛恨腐败、反对特权，从来不搞特殊。”

　　实际上，不只是吴连登反对用“亿元稿费”来抹黑毛主席，全国热爱毛主席的亿万人民也无法接受毛主席有“亿元稿费”的事实。

　　早在吴连登出面辟谣之前的2007年12月12日，知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友渔，就在《南方周末》发文《毛泽东稿费再思考》，其中回忆了刚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件往事。他说，“我至今清楚记得我头一次听到‘毛主席的稿费’这个说法时的惶惑和震惊，那是在1976年底，全国正在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政治运动。据材料说，江青的罪行之一是去毛主席那里大吵大闹，严重影响了毛主席的安宁和健康，她为了过奢侈的生活，索要毛主席的稿费，毛主席被纠缠不过，从稿费中拿出几万元钱给了江青。”他还形容说，“数万元稿费”这个说法，对我以及我的同龄人犹如“五雷轰顶”。

　　当时的人，连几万元的稿费的说法在感情上都不能接受，更不用说“亿元稿费”了。所以从对毛主席的感情上讲，我更愿相信吴连登的辟谣。

　　但是，124万元和1.3亿元只是数量上的差异，并不是性质上的差异，从对毛主席的感情上讲，我对124万元也是不愿相信的。我更希望有更权威的官方对124万元稿费进行辟谣，还毛主席一个清白。

　　毛主席对自己的稿费问题始终有正确的态度。毛主席曾对汪东兴同志说，这个稿费是党的稿费，老百姓的稿费。对于汪东兴问“那您的孩子怎么办”，毛主席答:“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为人民服务，人民给了他们的一定的待遇和报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毛主席的子女严格遵照主席的教诲，从未提出继承稿费的要求，是值得赞许的。有关部门也未让其子女继承主席稿费，也是符合毛主席的遗愿的。不过，如果毛主席的子女后代生活上有困难，也理应得到国家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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