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期间，宋任穷在想向分管领导聂荣臻汇报工作，提出对原子能建设采取的方针和做法。

　　1959年的庐山会议其实是包括两次重要会议，从1959年7月2日到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紧接着从8月2日到16日是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在会议的第一阶段，议题应该是“纠左”，可是大家批的有点过，结果就从“纠左”变成了“反右”，彭德怀很快就挨了批。

　　当时对彭德怀的批判尚处于保密阶段，所以没上庐山的同志并不知晓，宋任穷上庐山时，正好开始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

　　宋任穷虽然恰巧上了庐山，实际上按照级别，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凡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同志都不得请假，必须参会。

　　对彭德怀的批判，最尴尬的就是宋任穷这样的将军们，他们大多数都曾在彭德怀手下长期浴血奋战，和彭德怀的感情很深厚，而且他们此时的职务都是在一线，发言很有代表性，然而毛主席又要求他们必须发言。

　　当时这些参会的将军主要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肯定彭德怀工作的，比如邓华、洪学智等人，都替彭德怀说了话；第二种是同情彭德怀的，比如韩先楚、杨得志等人都如实说了自己的看法；第三种则是觉得出气的，并对彭德怀作出严厉批判的，比如黄永胜、苏振华等人。

　　其实宋任穷也与彭德怀一块共过事，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宋任穷就担任八路军第129师政训处副主任、政治部副主任，而彭德怀担任八路军副总指挥。

　　只不过宋任穷与彭德怀接触不多，尤其是在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中，宋任穷主要在中原地区工作，而彭德怀主要在西北地区工作，抗美援朝期间，彭德怀挂帅出征，而宋任穷则开赴西南工作。

　　当时邓小平躺在床上，一条腿还打着石膏，吊在床架上，大家就这样向邓小平汇报了庐山会议，尤其是批判彭德怀的情况。

　　邓小平听完后，沉思了一会儿说：“彭德怀同志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斗争中都有很大的功劳，不论他有什么错误，这些功劳都应当充分予以肯定。”

　　在批彭的调子越来越高，当场又有很多高级干部，邓小平敢于说出这样的话，实属不易，也给宋任穷泼了一瓢冷水。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有一次谈及庐山批彭，直言不讳地说道：“庐山会议前期……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对于这次错误的批判，宋任穷后来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这说明我觉悟不高，认识片面，应当引以为戒，作自我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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